【中文感想】民族主义视角下“慰安妇”之“耻”？（下）相关文献介绍
*（下篇因有黑体斜体引用，文字格式和网站设定不一致导致崩坏所以改用繁体）
2012年11月29日，在南京舉辦了《Women拒絕遺忘：二戰時期日軍性暴力圖片展》，同時還召開了 “南京拒絕遺忘：侵華日軍性暴力研討” 研討會。然而在不可抗力下，圖片展開辦一天後即被叫停。以此為契機，金一虹執筆“艱難一站——日軍性暴力圖片展在南京的受挫與反思”一文，分析了在中國討論對婦女的強奸暴行問題的困難性。
由於原數據庫已關閉，下篇中將簡單引用並介紹金一虹（2012）“艱難一站——日軍性暴力圖片展在南京的受挫與反思”①的觀點，考察中文世界報道“慰安婦”議題時缺失的視角，最後強調建立連帶的重要性。
“艱難一站——日軍性暴力圖片展在南京的受挫與反思”
金一虹大致通過三個方面，逐漸深入地介紹了二戰時期日軍性暴力受害者問題的視角。
1 日軍在南京的暴行的特殊性
南京大學研究社會記憶的歷史學者陳蘊茜教授將日軍在南京的暴行與二戰時期納粹對猶太人的屠殺相對比，認為集體強奸是南京暴行中的核心部分。
金一虹也表示，“‘南京大屠殺’應該被稱為‘南京暴行’——Nanking Atrocities，或Rape of Nanking,因為在南京大屠殺期間發生的，不僅僅是對幾十萬無辜生命的殺戮，還有對數以萬計的婦女大規模的集體強奸。”
簡體中文圈內談論“南京大屠殺”時常被提及的張純如也在《南京暴行》一書中指出，“可以肯定，這是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的集體強奸事件之一。”。
圖片展後，少數大陸媒體也對金一虹進行采訪，然而報道內容大多偏向於追求“正確”而非完整的歷史真相（例如：中国新闻网 https://news.sina.cn/sa/2012-11-29/detail-ikmxzfmk1592381.d.html 最终点击2023年11月18日）。
金一虹認為，“對南京暴行的記憶不是單純的暴行記憶，而是被強奸、被殺害的雙重記憶，不單純是追究究竟殺害幾十萬人的問題。”
2 創傷與遺忘
在闡明南京暴行中的性暴力這一特征後，金一虹探討了創傷與遺忘的關系。金一虹指出，“否認事實”這一現象中，除了在肯定事實的基礎上站否定立場的情況之外，還有創傷遺忘癥的可能性。施暴者會出現否認加害事實的否認性遺忘，受害者則會出現防禦性遺忘。
金一虹寫道，“我們有責任、有義務持續不斷追究地犯罪人的罪責，就像猶太人戰後那樣鍥而不舍地去追究戰爭罪責，將那些罪犯繩之以法，只有這樣才能形成一個人類正義的力量，我們才能避免第二次屠殺，第二次強奸。”
金一虹認為記憶和反思歷史並不因國界和立場而被限定。“選擇‘拒絕遺忘’，不單純是因為我們（是）南京人（或）中國人受過傷害所以我們要記憶，這一記憶不僅是受害者的記憶，也有加害者的記憶。這個記憶不僅屬於中日兩國人民，也是人類共同對苦難的記憶。只有站在全人類的高度，全方位、深刻的記憶才能有助於人們對日本侵略史有全面的認識，才能避免悲劇重演。”
3 難以被正視的受害經歷
在中國，二戰時日軍的暴行經常在民族主義的視角下被提及，但對婦女的強奸暴行至今沒有得到徹底的清算。金一虹指出，除了二戰後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裏日軍對婦女的性暴力行為並未被視為反人道罪②這一客觀條件以外，還存在著幾種觀念上的謬誤導致日軍性暴力難以被正視。
第一種謬誤認為，戰爭中婦女遭到強奸是無可避免的；第二種謬誤中，認為屠殺比強奸更“嚴重”；第三種謬誤認為，自己民族的女人被強奸是民族的“奇恥大辱”。三種謬誤以價值判斷幹擾了事實認定，使得強奸暴行這一事實比起其他事項顯得更不“重要”。
然而，從追求公正的角度來看，三種謬誤不攻自破。如果戰爭中婦女被強奸是無可避免的，那麽人類歷史上發生了無數次的戰爭也是無可避免的，又如何能將屠殺視為反人道罪，卻擱置清算強奸之罪？被“異族”強奸的女性被視作恥辱這一想法中，所謂“同族”把女性的身體看作被掠奪的財產並引以為恥，難道就是一種值得稱讚的民族美德？
金一虹認為，戰爭中對婦女的強奸暴行，本就是一種“父權系統特殊的暴力形態”，“婦女被當作戰爭鏢靶、戰爭武器、戰爭威脅、戰爭覆仇、戰爭快感、戰利品”。直至2023年的今天，部分中國網民通過消費“美國大兵強奸日本婦女”“攻下日本，強奸日本女人”的表象來獲得快感也可謂是同種心態的延續。
在“民族恥辱”的心態下，戰爭中遭受強奸的女性的記憶難以被正視。被強征作“慰安婦”這一事實在得到公正清算前便被整合進民族敘事。（出生於中國的）女性成為受害者這一事實，更多地被解讀為“中國”成為受害者。
在此邏輯下，遭遇性暴力的女性，只有在作為“中國女性”時，其受害經歷才變得可見；又如紀錄片中出現的訴訟結果一般，即便受害經歷得到承認，作為中國女性起訴日本政府的正當性也會被關聯到中國政府曾經拒絕賠償的歷史背景。
最後，金一虹引用學者張連紅的觀點，反思了男性在面對女性“受辱”這一事實的逃避心理。張連紅認為，出於恥辱而無視受害者的經歷，正是“把婦女作為男性征服、淩辱同時承載恥辱的強奸文化”的體現。以上總結了金一虹總結的二戰時期日軍性暴力受害者問題在中國也得不到徹底討論且屢屢受挫的脈絡。後文中介紹筆者參加線下放映會以及閱讀金一虹一文的感想。
Women（我們）拒絕遺忘——梳理追責困難並建立連帶
僅開展了一日便收官的圖片展起名為“Women（我們）拒絕遺忘”。“我們”中包括願意對戰爭中性暴力進行反思的所有人，其中也包括日本的民間婦女團體。金一虹最後提及日本民間力量的付出，“女性的戰爭與和平資料館”（WAM）和沖繩為受害者建起的紀念碑，呼籲連帶的重要性。
“慰安婦”這一議題看似火熱，然而在政府層面上卻難以被正視。大多數中國人（此處省略對“中國人”的定義）對“慰安婦”這一議題都有一定認知，並在民族主義的影響下對追責抱有堅定立場。作為曾經加害國的日本，大多數人也對戰爭事實有所了解，但在責任主體上有著不同意見。
由於受害者要求的是日本政府的道歉，此處不討論一般民眾對“慰安婦”議題的看法，以及“日本政府該不該對受害者道歉”。
在受害者的追責過程中，去除經濟困難、支援少、打擊力量大等因素，還面臨著兩大原理上的困難：“政府做錯了”意味著什麽，以及怎樣才能證明“政府認錯了”。兩個問題從正面難以回答，但從日本政府至今的應對來看便可更好理解。
上文中提到，日本最高裁認定，日軍對性暴力受害者實施的暴力行為及其惡劣性，但將暴力行為視為日軍中的個體對受害國中的平民個體的加害，僅承認了“日軍作為個體做錯了”。政府在戰爭責任上的推脫，不僅是對受害者的不尊重，也是對戰爭中動員日本國民參戰這一事實的推脫。
在記錄片中阿婆無奈地感嘆道，說是日本兵自己幹的，政府不用飛機把他們送過來的話，日本兵要怎麽過來呢？（根據觀影片段回憶，與真實話語有出入）
同樣的邏輯在對受害者的賠償上，也以“亞洲女性民主基金會”為代表例，回避了日本政府的戰爭責任。亞洲女性民主基金會以“償還”（「償い」「atonement」），“道歉之情（「お詫びの気持ち」 ）”等詞回避“賠償”一詞③，以向民間募捐的形式對部分願意接受捐款的受害者進行賠償，回避了政府的道歉及賠償責任，試圖籠絡請求賠償和反對賠償的左右兩方。既向請求賠償的一方聲稱已經做出了賠償的努力，也可向反對賠償的一方解釋民間基金不能代表政府。
最高裁的判決回避了政府的責任，但也使得“政府對個人”這一二分法更為清晰。依照法律的話語邏輯也能說明，即便過去日本首相及部分官僚，財團法人甚至一般民間人都對受害者表示過道歉或賠償，也僅是作為其個人的道歉/賠償，並不代表日本政府。
由此可見，日本政府並未以政府名義向受害者進行過道歉或賠償。受害者及其志願者對日本政府的追責，也代表著個人對公權力的追責。
山西省的受害者萬愛花女士是黨員，但在“慰安婦”訴訟問題上也表示，毛周等人說的“不要日本人賠償”是“上面”的人說的，我們是民間，上面說的和民間不是一回事，不要把毛澤東說的話當成我的話（根據采訪內容回憶，不代表原話）。受害者作為個人向公權力要求的道歉，並不會以另一公權力的“拒絕賠償”而被打消。
至今，向日本政府追責面臨著百般困難。隨著時間的流逝，戰爭記憶離人們越來越遠，作為幸存者還在發聲的受害者也越來越少。
當最後一位受害者去世時，日本政府便可以永遠不去面對戰爭責任，在“恥辱”視角下一度被媒體反覆報道的“慰安婦”議題也將失去曾經的熱度（或獲得它本不該獲得的熱度）。過去的暴力得不到清算與反省之時，無端向別人施以暴力這一詆毀人類的公正與道義的事態，便有了再次襲來的溫床。
抵抗遺忘的連帶
並非當事人的我們該如何延續這些記憶？
在權力造成的壓迫這一點上，性暴力與戰爭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戰爭中的性暴力問題，絕不能被簡單還原到抗日/反日/親日的立場。暴力帶來的傷痛不會因為國籍而增加或減輕，反對暴力的訴求也不會因為國籍而失去其正當性。
金一虹（2012）寫道，“歷史作為一門賦人類以反思智慧的學科不能選擇性記憶，歷史應當是完整的，歷史不能只講那些輝煌。”然而歷史因其記錄者的偏見與立場，註定無法完整。即便如此，人們可以選擇了解別人的記憶，記錄自己的記憶，聆聽別人的記憶，賦自己也賦予他人記憶的權利。
在國家主義之下，強權賦予了人類太多本不屬於自己的記憶，如勒南（1882）所說，民族必須要“遺忘很多事情”④。雖然人無法選擇自己出生在哪個國家，但可以選擇記住哪些事情。
國家主義體系下的人們出於公共教育的局限性，被強行維系在國家內的連帶裏，鮮少有與其他國家的公民交流歷史的機會。若選擇走出國家自上而下的教育型敘事，與更多講述自己的故事的人交流並講述自己的故事，那便有了形成新的連帶的可能性。
無產階級運動共享/虛構著階級鬥爭的記憶，作為運動的民族主義共享/虛構著戰爭的榮光與誕生的記憶。而哪一天，在何處，誰無視了誰的不情願並對其施加暴力，這一事實是無法虛構的。
戰爭帶來的創傷至今也沒有得到真正的治愈，過去的暴力將成為新的暴力的種子。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和平也許是到下一次戰爭為止的幻象，但不放棄對話與交流，不放棄記憶，便能成為在時代洪流中對只屬於自己的歷史的小小把控。
上文中的圖片展到此次觀影會，都提供了一般人討論問題並且建立連帶的可能性。希望來場的各位以及有興趣的朋友今後也多關註此類活動。
註
①金一虹的觀點引用部分均來自：金一虹, 2012, “艱難一站——日軍性暴力圖片展在南京的受挫與反思”, 社會性別與發展在中國, http://www.china-gad.org/（站点已关闭）
原文日語版翻譯介紹：大橋史恵訳, 2013,「苦難のうちに立ち止まって：日本軍性暴力パネル展の南京における挫折と內省」,『女たちの21世紀』, 21 (74), 68-73, アジア女性資料センター
【以下補足錯譯的部分】
（訳）これを日本の右翼は決して認めないだろう。（「これについては日本の右翼でさえ否認できないのだろう」とするべき）
（原文）認為集體強奸應該是南京暴行中最突出的核心部分，這點是連日本右翼都無法否認的。
②2013年1月19日，紐約州上院議會通過了將二戰時日軍“慰安婦”制度視為人道罪的決議（此註釋參考了大橋史惠譯版的註解）。
③デジタル記念館 慰安婦問題とアジア女性基金 「アジア女性基金の誕生と事業の基本性格」https://www.awf.or.jp/2/foundation.html（2023年11月17日最終點擊）
④厄內斯特 • 勒南（Ernest Renan）, 1882, 於 1882 年所作的演講, “Qu’est-ce qu’une nation?” 中文版譯名《民族是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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